不惑之年再看孔子

不惑之年再看孔子
詹船海

不是看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孔子》，我这里的“看孔子”主要指的是读《论语》，读《论语》后似或非于丹式的“心得”和“感悟”。
我初读《论语》，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期，是在一个我籍贯所属的小县城里，脸上正长满疙里疙瘩的青春痘，我说话也正模仿着王朔那种调侃的腔调，并有二三知己，大家一块儿厮混，一块儿调侃小县城里的马列主义，也调侃大城市里的文学前辈们陈腐的文学观，乐在其中哈哈大笑。那时王朔所有“动物凶猛”类的小说已经写完，他所开创的调侃戏谑精神在京城或许已酝酿着某种变型，但在我们小县城里，因为滞后的效应，我们仍把80年代的文学青年王朔当成精神大哥。那时候，香港的周星驰还不到40岁，也正在精力充沛地猛拍他的“无厘头”搞笑片，虽然他最重要的作品还在酝酿中，但他的影响已如日中天。我们更把周星驰式的噱头从街头录像厅里带出来，化为一种生活态度，去搞笑一切沉痛而庄重的情感、一切坚守的品格、一切神圣的价值、一切经典。
正是戴着这种有色的近视眼镜，我买了一本《论语》读起来。即使不读《论语》，也能处处读到被引述的“子曰”；作为华人，即使不读书，也知道孔子是圣人。我利用上班迟到早退和夜间不自慰的时间，对照注释和译文，通读了全部“子曰”，乃有所发现，弟子子游治理武城这么一个巴掌大的地方，也小题大做，推行乐教，使处处“闻弦歌之声”，如临大同之世。孔子跑去一看，就“莞尔而笑”了，说：“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却是认真的，脸红了，说：“我可都是按照老师您的教导来做的！”孔子只好说：“你做得很好！同学们，子游做得很好！刚才是给你开玩笑，开玩笑！——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
我初读《论语》，就对孔子的“莞尔而笑”和“前言戏之耳”印象深刻，立马笑着复述给常在一起调侃的最亲密的朋友老赵（当然，那是还是小赵），证明孔圣人其实也幽默可亲，时不时也喜欢像我们一样调侃一下，并非总是追求“一句顶一万句”的言教效果。老赵听了，也不禁“莞尔”。
我的发现如果到此为止那就恰好。问题是我那时正不懂分寸，不懂中庸，非要将调侃进行到底不可。那时已将一些神人请下神坛，也正将一些圣人请下神圣坛，我之读《论语》，如果光发现孔子可亲当然还不够，还必须发现他也和我们凡夫俗子一样充满各种人性的弱点，甚至和我们一样混蛋委琐才痛快。也就是说，光把圣人从可敬变成可亲还不行，还要变成可笑才够味儿，才算彻头彻尾将他请下圣坛了。于是我也就进一步有大发现：孔子不仅不是圣人，甚至连是不是“君子”都成问题，因为他在很多时候竟是那么“小人”！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每月初一，便杀活羊一只祭于宗庙，然后回朝听政。此祭即为“告朔”，此听政则为“视朔”。这是老规矩了。而孔子已活在礼坏乐崩的时代，鲁国国王早不“视朔”，只马马虎虎杀活羊一只应付了事。既如此，不如连羊也撤掉，岂不很节约？子贡这样认为，并真的就要那么干。孔子急了，就说子贡，你爱惜那羊？我可是爱惜那礼啊！不能撤哦。我那时一下子就看出来，孔子哪里是珍惜那礼，他老人家实是想吃那鲜美的羊肉！联想到《论语•乡党》篇所载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优生活作风，我认为这老爷子就是想吃羊肉才反对子贡“去告朔之饩羊”的。 而子贡到老还认为仲尼之贤犹如日月之“无得而逾焉”（《论语•子张》）、“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呢。
我每有所得，就拍案称奇，“奇”的是我也像老赵那么聪明了。读到《论语•先进》篇，见多记“颜渊死”。颜渊就是颜回，孔门首席大弟子，孔颜乐处佳话流传。颜回“不幸短命死矣”，“子哭之恸”。颜回有名，也因其贫困，死了要埋，有棺而无椁。颜回的老父亲就央求孔子卖掉自己的车子，好为颜回置椁，也就是买一口外棺。孔子立即就不哭了，说：“我好呆也曾做过鲁国大夫，我不能无车而步行吧？”你看，做大夫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还要那样讲派头；为了那可怜的派头，也是快要入土的人了，竟还那样小气！
再就是有名的“子见南子子路不悦”（《论语•雍也》）的公案。我的洞见是，原来号称圣人，骨子里也像我辈一样好色，偷偷摸摸跑去幽会卫国第一风骚大美人，结果反见责于那位猛男弟子，闹了个脸红脖子粗，发誓说自己没有乱来。好玩！好玩！
我记得在我们县城大坝头那段灰扑扑的上坡路上，我和我的第一好友老赵并肩而行，我且行且笑，把我读《论语》心得都与老赵分享了。老赵也大笑之，并称他在学问上已远远落后于我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论语•子罕》）后来老赵南行，我也远游来到广州。不觉已是三十而立，又届四十不惑。
在我三十至四十岁这个阶段，也就是在进入21世纪的这10年，讨生活之余，又曾再三读《论语》，读各种注译和解读本，其中著名的有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兼读“传记孔子”，著名者有司马迁的《孔子世家》、钱穆的《孔子传》；还有“小说孔子”，著名者有日本作家井上靖先生的《孔子传》，不太出名的，在国内有湖北杨书案著的《孔子》等；也间或略读或半途而废地读着各种研究孔子或儒家的著作。最近趁着住院的闲暇，又把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通读了一遍。据说在各种译注《论语》的书中，属杨伯峻先生的这本最好。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就多从杨注。
在我默默地读自己的《论语》和孔子时，国内也掀起了所谓“国学热”。2006年，有一位此前还属默默无闻的教传播学的名叫于丹的女教授登上央视的“百家讲坛”，以“心得”和“感悟”的方式解读《论语》，结果大红大紫，其“心得”和“感悟”出书后，引来万人空巷的抢购热潮。一时间真是有井水处就有“于丹论语”。于丹年不过四十，形象也算上镜，口才更是倍儿佳，遂被媒体称为“国学超女”。“国学热”也被置换为“于丹热”，至今未退。到书店看看，跟风出版的关于解读《论语》和孔子的书籍犹自汗牛充栋；到街市转转，卖盗版光碟的小贩犹自把“于丹论语”插在最显眼的地方。
我当初没有追看“百家讲坛”，也算“来者可追”，遂买盗版光碟“于丹论语”一套（其中还包括于丹讲《庄子》和《牡丹亭》），回到家里，利用原来夜半偷看黄碟的时间，把“于丹”都看了。我不是追着去做于丹的“粉丝”，我是要从于丹的“心得”和“感悟”中重“温”《论语》之“故”，借着于丹制造的气场，第N次走到孔子面前，像颜回子路子贡曾参子夏们一样去向他提问，聆听他智慧的言说，也聆听他的“予欲无言”，并去理解他一些容易引人误解的举动。
恢复上下相安的政治秩序，并建构人人相安的社会秩序，是孔子的理想，他平生最恨犯上作乱的叛臣。这理想因过于远大，难以被都讲现实主义的春秋诸君所欣赏，孔子遂“有志不获聘”，不得不东奔西走，难堪到“在陈绝粮”。忽有公山弗扰召，“子欲往”。又有佛肸召，“子欲往”。这两人，一为鲁国叛臣，一为晋国叛臣，都是以下犯上的叛臣，而孔子都“欲往”，结果都因子路阻止而没有去成。现在我能理解孔子的苦心：为什么不可以抓住这难得的时机去试一试呢？真清白者染不黑，哪怕是趟浑水，也要净化出一个仁爱的清流世界！于偶一动心处更见圣人苦心，明朝著名的怀疑主义者李贽点评过《论语》，处处点出圣人的七情六欲，但于《论语•阳货》两处“子欲往”后边，都老老实实地批了两个字：“圣人”。我记不得我在20多岁初读《论语》时对此两段记载有什么发现，现在推之，我当时的反应应该是：看哪！这老兄原来也是说一套做一套，只要给饭吃给钱花，哪怕是公山弗扰和佛肸给的职位，他也不抛弃不放弃屁颠屁颠地赶去！
三十而立，初觉以前太过于以小人之心度圣子之腹了；四十而不惑，更觉“今是而昨非”。
关于“子见南子”，在“文革”中发起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也抓住此节大做文章，说别听孔老二满口仁义道德，其实也一肚子男盗女娼，对一位有夫之妇想入非非。曾记否？在那场全民狂热的运动中，孔子被贬称为“孔老二”！我没经历过“文革”，可我青春时代对孔子的调侃戏说，与那场可怕的运动已经相去不远了。王朔式的调侃，实因对“文革”的觉醒而生，可骨子里，却也继承着“文革”的基因。
孔子到底为什么要去见南子？至今费人疑猜。我也不知底里，但不惑之年的我，起码可以肯定地说，夫子是见了南子，但内心的“非礼勿视”的大原则绝对是坚守着的。
我们被周星驰式的“无厘头”镜头逗得大笑之时，我们并没有成长；直到我们两眉之间显出深刻的“川”字纹来，我们终于发现，把圣人庸俗化是容易的，理解圣人则很难；我们可以快乐于“食色性也”，但圣人却更快乐于超越于本能和私利的价值体验中。对于孔子来说，那就是“仁”，是“仁者爱人”的价值，他快乐于斯，痛苦于斯。
没错，圣人也可亲，但决不可笑。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于他能最大程度地超越于人的动物性之上，致力于社会众生的福祉，并胸怀宇宙，为茫茫众生寻找可以慰安生命的理由。把圣人神化固不可取，把圣人俗化却更悲哀。
“圣人”这个词仍然有些硌牙，那么换成“伟人”吧，或者“贤人”，或者“君子”。总之，总有一些人出类拔萃，以其过人的才智和坚韧成就着一个民族的脊梁，我们可以不崇拜，但必须尊敬；可以不效法，但不可以恶搞。
电影《孔子》也去看了，从审美的角度并不成功，但我对编导主演们演绎圣人内心所付出的努力心怀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