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个夏天，东莞异常的炎热。我所在的六楼顶层更是热蒸笼，但我在这里愤愤然地写完了《自由的奴隶》最后所有补拾的文稿。妻子则带着儿子在楼下玩，以便离开我的书房，让我静心地写这些在她看来会带来好收入的文章。这是我对她的承诺。我说等我象汪国真（太太少女时代抄过汪国真的诗在本子上，这是她认为写诗最成功的男人）一样赚了钱了，就带她去一座美丽的仙岛湖（湖北阳新王英水库），那里是中国的"瓦尔登湖"。我们好好生活，教儿子认出二十四种植物，再生一个漂亮的女儿，去学习秋香画蝴蝶，逗星爷的屁股画画，在家门口种一大片的玉米，是绿色食品，是儿子的大狗熊的天堂，随手就可掰着吃。我们再不吵嘴，一心一意地做爱，写诗爱祖国，爱人民。老婆说我的话有一半是真一半是假，一半可信一半不可信。
本书原稿完成后，已交出版社审了一个月了。责任编辑是个年青的德国留学回来的女研究生，与她见面时，她显得缅腆而又素雅，透出一股自然书香浸润过的兰花的气质，对于接下我这部书的责编任务，她自信而且从容，并说这是她接下来的最真实而激爽的文字，一定要将此书作为她的品牌来做，还向我表示要将此书带去德国推广研究。我绝对听信她的美言，因为她是如此的年轻，生命的自由美的招展还刚刚开始。后来，她来电说，出版社让她出差北京秋季书市，然后又是国庆节来了，这是一个难得的假期，她得去德国渡假，这期间的校稿时间往后推迟。如果要加快，她可转交给他人做，但这样会影响一个人的视野对书的整体把握。我同意她的意见，还是由她一个人来做，做一本好书的确也需要时间。何况此书接近六十万字，庞大而又繁杂，网上文章部分，垃圾的地方应当也不少，校对的工作慢一点会保证质量。我这又不是畅销书，是个人的写作阅读纪念文本来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些担心成书的时间太久了，影响人们的预期及我个人的生活心态，因为，事久生非，有些文章是否能通过？通过的几率是多少？家里对我这种没有多大回报率的业余写作有多大的宽容度？我给出的时间是三个月完成。想到此不得不提起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与这本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去年春节前后，有个网名叫无聊人的80后诗人，赠我一首诗叫《暗杀冯楚》。他曾在网上与我对话，主张杀死所有中国当下的诗人们，或发动诗人都起来反目，让诗人都把自已杀死。其理由是：诗人们都活得不象人样了，诗人都活得象狗样了。如果不消灭诗人身上的奴性和狗性，中国永远没有真正的诗人出头。他说的并非是他一人说的话，很多诗人都自谑过自已是一条狗的，表现了生活的一种失落与迷惘。不久，寄居东莞的诗人吾同树真的把自已给杀了。在这之前，流落云南的诗人余地的割腕死亡气息还没有散尽。无聊人的赠诗如下：《暗杀冯楚 》
我那么亲密的接近冯楚/就是为了更轻易的干掉这个异音者/冯楚是我的兄弟/但我更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朋友和祖国的利益之间/我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我要用冯楚的鲜血/把五星红旗染得更红更艳/就在我将要下手的时候/冯楚给公司炒了鱿鱼/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在世俗生活中碰得头破血流/就如笼子中的猛兽/每一次竭尽全力的撞击/无疑是狠狠的往自己的身上插一刀/我收起了白晃晃的刀子/找一清静的地方喝茶/中国的诗人/再也不劳我这个爱国主义者暗杀/
后来，在吾同树的追悼会上，无聊人也来参加了，并捐出一百元钱，未见他脸上有多少的杀气。其实，他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如不实报年龄，没人能认为他是80后，倒象90后的中学生。我问他对这事如何看待，他说这种杀法一钱不值，应当向历史上的革命先辈们学习，要么抢了上山闹革命，要么与一个贪官污吏斗死，他不是很有正义感吗？我无言。这事让我好一阵子都恢复不过神来。无聊人写的诗水平暂且不论，但这些事都是我这一年来所发生的真实。两年来的失业、流浪、抢劫、官司、生病、逼债等等，一连串生活琐碎，搞得我无所适从，真的有点像疯了。有时，一个人独处诗歌的诉说，不免生出一丝语言幻觉，那种绝望的幸福就在脑海里回荡。这种幸福是非理性的还是绝对理性的？难道这是诗人最后的通道？是诗人的迷魂药？但是，诗人活得不是人样，那当官的都活得是人样吗？非诗人的人都活得象人样吗？他们的人样又是什么呢？这是无聊人也没搞清楚的事情。不久，无聊人失业过来要找工作，顺便又来看我，在与我太太谈话时，他谈到我有自杀的倾向，在网上的文章里流露出来了。他很担心。我太太一听，立即吼起来，"冯楚自杀了，我把他剁成肉泥喂狗！"无聊人把这话搞成了分行，发在了网上（《北京评论》）：《把冯楚剁了喂狗 》
今晚/冯楚的老婆对他说 /冯楚,你要是自杀 /我就直接把你剁成肉饼 /然后拿去喂狗 /你把我们母子俩抛下 /我哪里还会 /为你开追悼会 /而我却要对冯楚说 /你不自杀 /我也要把你剁了喂狗 /作为共和国的诗人 /你活得不如一条狗 /把你剁了喂狗 /也许就是你作为诗人的 /一丁点儿价值 /
尽管无聊人的诗艺及其思想，不是我所完全接受和极力推崇的，但这些诗句中的愤世嫉俗，这些反诗、非诗所承载的青春期的叛逆状态，都是我们这些过来人所经历过的。只是我们那时还带有一丝古典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还有不能完全"拒绝隐喻"的神秘的某种气质。而现在这些80后的青年们，却一步越过了他们所否定过的传统保守的时代代沟。他们更加冷酷、粗暴和直接地对待一切非自由的禁锢。并把这视为一种先锋的时尚和个性美。流行语叫"酷毙"。而主流文化又把这定性为"网络暴力"。 其实，就是一种语言符号的暴力盛宴，巴特解构主义及美国诗歌波普在中国物化自由的一种复制翻版，他们在语言上实现了后现代主义的飞跃，使得诗歌不再是一种精神权贵所独享。网络的春天催生了野草诗人纷至沓来，出现了自八十年代之后的又一次语言狂欢的盛景。如今，网络上每天发表诗歌的数量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高产的，大唐时代也无法比拟。在刚刚举行的中国第二届诗歌节上，其主题是"盛世中国，诗意长安"。如此对比起来，就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了。一方面，诗歌正在成为日常生活消费必不可少的食品，另一方面，诗人又在不断地被吞失、被异化、被毁灭。这种荒诞的精神悖谬，也注定了诗人的一种宿命：诗人担当了物化人性精神祭祀的社会牺牲品。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诗人这一本质宿命都不会改变。
自杀或者他杀，革命或者反革命，诗人本身不能拒绝这种存在的永恒性，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自我选择的能力。我们选择什么样的人性和生活？而自主选择的能力，却又是我们最欠缺的智慧。无聊人没有任何权力强化他人去自杀，而自已却选择活着？看来，他对自杀诗人的某种价值臆测也是无效的。谁能证明吾同树是去了天堂还是地狱，是逃避现实还是选择了理想，这也是人类的科学和理性精神至今还没有解释清楚的问题。文学和诗歌就是承担这一个现实命题的，反映人类的选择能力的真实性的。当一种群体的利益选择趋向一致时，往往会影响个体的选择功能，盲目的选择就会发生。诗人奥威尔和兰坡，在拉美战争丛林里，都有过分析大象群和蚂蚁群的活动，发现了这种类比与人类的生活相似，个体若沦丧了自我选择的能力，就会发生集体的暴杀。西方诗歌和诗人对群体选择及其战争的反思，影响了对自身的理性选择，并各自都写下了不朽的有世界性意义的伟大作品。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诗人却少有对独特生命发现的审视能力。
零八年的情人节（七月七）这天，我接到远方一个不知名的电话，让我为天下的诗人老婆写首诗。这话提醒了我，三年前与杨春光的太太通话，并将他人转给我的一百四十元稿费寄给她。她在回复中，声音有些哽咽，"谢谢诗人朋友的同情关心，我会带好诗人的儿子！"。我眼里有些湿了，又想到因为顾城的儿子小木朵抚养权问题，我与广州诗人蓝调悠客争论诗人自杀的原罪性，不胜唏虚不已。再后来，广州诗人典裘沽酒在我家小住，谈到这些年来的生存，与老婆发生的种种荒诞不经而又妙趣横生的故事。凡此种种，促使我自已写了这一首《情人节》，献给了我的太太。此诗被《世界诗人》杂志（日文和英文对照）选发了出来。没想到这首诗却让我太太非常感动，以致于同意我的出一本书的愿望了。这就是《自由的奴隶》终于成书的主要动力。如果没有太太的允诺，给我空出更多的静心时间来做这件事，这本书恐怕还要埋藏于网络世界很多年。
今天是中国的情人节/牛郎和织女在天上约会/我们就在地上约会吧/这些天老婆对我特温柔特细心/她终于将我当诗人看了/这让我有些受不了/ 我希望她还是把我当作一条狗/只要开心要打要骂要杀请随便/我无非是对着黑夜狂吠几声/或者在做爱的时候写几首诗/天下的老婆们要明白/只有狗才不会想到自杀/ （冯楚《情人节》）
自从诗人吾同树自吊之后（我去了现场），太太就一直对我不放心，生怕我也去吊死。当然，这并非仅是表现她内心的一种情感，更多的还有一份活着的勇气与责任的诉求。我说，"请你放心吧！我是你的一条狗来的，狗是从不知道自杀的动物。狗如果懂得自杀了，哪还有人类的活法？人早就被狗吃光了"。这次，太太对我某种神经质式超验想法，终于有些个人的理解了。十多年来，我就凭着这一个自由的信念，在我的母语世界里，横冲直撞，无所不为，无恶不作，无罪不受，无事不做，无所不骂，无所不爱，无所不恨，无所不哭，无所不笑，将自已的生命交于这文字的"血雨腥风"之中，当然，有时也有那种"细雨微风岸，危墙独夜舟"的神秘时刻，完成着"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精神拷问。而这种生活只有在我的母语的世界里，才变成我内心的真实。因此，当我是一条狗的时候，唯有这母语的自由验证了我的存在。这是我不停地写，不断地读，不断地毁灭和重建的语言迷宫，也是我的生命灵魂所在。只是，这与所谓伟大的文学没有什么联系了。
严格地说，这是一本非专业学理研究的诗歌文学评论集，说得更粗浅些就是网上诗歌批判的扯谈文章汇编。但我这样说丝豪毫也不消弱其内在的艺术质感，对真正文学精神的执着与信任。否则，我干嘛得呕心沥血，忍辱负重，还要自掏腰包，来做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的直言又有谁能听得见？早就有人对此提出了反驳、怀疑和拒绝了。批评和诅咒之声总是人类最不喜欢听的。这本书是我在东莞十年里，与世俗生活抵抗和磨合的过程，是内心阅读与外部世界自由对话的一次语言集合。它的存在来自内心世界与自然宇宙的一种不间断的自由与反自由所暴发的发生的关系，其构成的对客体的毁灭和创建，本身就是对自我的批判和开拓。它是我的生活敲开了独立思考的潘多拉盒子。但我至今还就是我，不再有多余的肉了，一切骨头早就离开了人了，但它是存在的此在的实证。在十年的诗歌阅读与写作中，我学会了从荒诞中发现美意，从真理里头挑出骨头。而无聊人的诗在客观上提示我们，内在的心灵黑暗和杀戮往往比外部的屠杀，更加暴虐和触目惊心，提防心灵的麻木、麻醉和沉沦，是诗人选择有尊严地活着的前提。不久前一个深夜，我接到低诗歌代表性诗人一空打来的神秘电话，他在电话里有些语无伦次。协助龙俊编著完低诗歌文本之后，他失业了好多时了，因为一场网上的人性论战，让他陷入了沉默。在电话里传来了狗的叫声。一空说，他正在一个小镇五金作坊里上班，工坊偶然停电了，老板让工人出来放风一下。四周都是荒野来的，只有几只野狗陪伴着他，但野狗还与他保持了一段距离。他谈了人性、女人、故乡，谈了很多人的伪善和文字的虚空。他说不想谈诗歌了诗歌深埋于内心了。他只想找一个人能安心说说话却找不到，总算碰到一个路边的女人，一空想找她聊聊，那女子问一分钟多少钱？一空无语，荒野再次陷入了死寂。一空是孤独的。他是精神的涅盘者。他说现在心中只有感恩，感恩所有支持他的人，或者拒绝过他的人。这话现在说是否有些虚假？一个人被拒绝后总是心里有些不平的吧？我不得而知，相信此时他是十分平静的，平静也是一种感恩的升起。但一空的心灵处境，为我们揭示了诗歌与人的一种真实分裂状态。这是值得警醒的。在我看来，一空和无聊人都是来自生活的最低层，家景贫寒，而心灵又颇多挣扎与抵抗，承继了中国当下农民后代的一种文化之裂变。所不同的是，一空走的是精英写作的路数，无聊人是贱民草芥思想，他们是当下最具代表性的两个80后诗人。他们的命运是诗人的命运，中国乡土的命运。在十年前，我蜗居的东莞鬼火坊，常有一段感恩辞贴在我的书桌前。那是我母亲从她读过的《圣经》心得里抄给我的：人要学会感恩！感恩鞭打你的人，他会给你意志，感恩欺骗你的人；他会给你智识，感恩批评你的人，他会给你智慧，感恩仇恨你的人；他会给你博大--------我写诗歌批评的第一篇文章《远离诗江湖》（发表在2000年《诗选刊》）就是从那地方发出的。今天，权且让我把这些感恩，用于本书走向新的开始吧！我感恩！无论是谁！但是，这并不说明我的愤青时代已经结束了。在我的身后，仍然有更多年青的事物在不断地生长，有更多人性无法完全找到本身的自由，他们还在寻找方向。下半身诗人先锋沈浩波一直在扬言说：就是要让你不舒服！所以，我一点不担心前面没有一个诗人。超越时代的步伐，本是诗人的天职。他总是走在他自已寂寞的路上。
（二）
接下来，我想到了书出来后的前途？是烧了还是送人？或者搁在家里个人自赏？显然不是，我想得更多的是前期的投入，我已支付了相当的费用，版权书号和印刷费之类，如果连成本都收不回来，我家无法承受这种压力。还有，我能借钱来出书却无钱给老母治病，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和反讽，狠狠地抽了我自已的嘴巴。难道个人的精神虚荣比实在的他人的生命还要重要？何况是我的母亲？我的自我精神却比母亲的生命更重要。这是诗人回到自我现实的一种代价。写作成了一种原罪，并从他人的阅读里得到快感和救赎。但给真正的诗人带来了永久的处罚，那就是孤独！当然，我的这种压力由来已久。一个诗人如何尽到家庭的责任，如何挣到钱并让家人体面地生活，而事实证明，进入九十年代之后，诗人作家这个曾经象电影明星一样闪光的名字，随着物化商品的大潮汹涌而来，渐渐地褪色直至暗淡和沉沦了。但诗歌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在人们内心里，却一刻也没有消失过，反而在物质异化疯狂的年代，在人们的逼仄的心灵空间里，俞见明亮和珍贵起来，成为精神生活稀有的奢侈品。有人称诗人为当下的"珍稀动物"，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现代人，经常要打杀死诗人，诅骂诗人，嘲笑诗人，其内在的真实原因，无非是没有读到真正的诗歌，没有读到真实的诗人。因此，我理解太太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对于我的写作状态的不满。我们为此发生过太多的冲突。但说也奇怪的是，竟然越吵越彼此了解了对方，最终在精神的渴求上达成了某种妥协。有人说，现代婚姻生活，是不能容纳一个诗人的独立存在的，并拿出了很多的经典个案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则打破了这个神话。我和太太至今还在一起生活着，并充满了痛苦的乐趣，就是央视国脸主持人老白的那句"痛并快乐着"！不知道这是喜剧还是悲剧？亦或是滑稽剧了？但至少我体会到了宽容的弥足珍贵。
而一个人自费出书，不是为出书而出书，其最终的价值，仍然还是要通过读者来检验。除非有一种写作的确是个人为减轻压力和痛苦的需要，就象吸烟，或者吃饭，打针服药医治头疼等等。自已给自已看病，有时也会发生偏差，文字写作还能医治灵魂，这是诗歌作为个人的精神活动和救赎，一直能存在的下去的力量。但是，现代诗歌一旦形成出版公共物，它就不是个人行为了。中山诗人熊平认为：文字一旦落地，自有它本身的命运，其他的无权也无法干预干涉。这个对我来说，应算是现代个体写作抵达内心的高度境界了。注重写作的过程而不是结果，这是现代诗歌走向行为艺术一种新形式。但是，在诗歌与人性中，始终有一个共性的东西，那是人性所普遍都能感受到的情感。当然，这种情感有其共性的元素，比如美的愉悦，悲悯之心，愤怒之痛等。诗歌最终要回到这种基本的价值上来，那么，写诗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它客观地影响了他人。寻找共同的经验并相互作用，是人类智慧的发展之必须。文明社会就此形成。任何诗人的写作都不能逃避这一文明社会的完整性，因此说。公民写作是中国诗人必修的一门功课。
《自由的奴隶》出版已不是我一个人的活动了。它将形成了一个艺术行为方式的磁场，围绕这本书的出版发行和批判，引发一个个公共的事件，不再是单纯地面对自我的问题，也不仅仅是面对市场行为。这是“冯楚《自由的奴隶》街头叫卖诗歌行为艺术全国行动”方案之来由。这既是逼迫的，同时也是合谋，以便适应中国出版市场的各种现实潜规则。在出版社合同里，要诗人作者自已包销一大部分书。这就把诗人主动地推向了市场。民间书商就是这样产生了。有人骂书商，也有人赞书商。九十年代中期，是书商大发的时候，诗人大款就这样卖出来了。什么中国犹太文化专家、地下民间出版之父贺雄飞，黑镜头魔鬼书商万夏，莽汉操书法之李亚伟、马松，下半身操刀法沈浩波等，应是成功典型。其他的什么书商法更是多如牛毛，寄生书市的书贩子们，比作家诗人还牛，当作家诗人混同于书贩同壕作战时，那就有了惊天动地的伟业了。比如《中国可以说不》、《中国生气了》等，至于《漂亮宝贝》和《北京娃娃》，那就更不在话下，直接脱裤子卖书了。各路书商们赚得衣满钵满。
某些出版社，现在成了发版权的专职机构，是新闻出版署派出的市场审计单位，就象城管和保安队是派出所派出的急先锋一样。他们只负责收取权和钱，其他的一切事务由书商们去搞点子。中国出版传媒机构，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既是革命的又反革命，既是左派又右派，既是反体制又是合谋，是既得利益者，又是正义代表，由他们所组织策划出来的出版物，成了市场经济的消费品，超市上那些由书商写手们炮制出来的堆积如山的营销发财术、权谋术、贪官术、性术、迷权术、文化符号，不得不承认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但都被商品异化了，异化之后就是消费的垃圾处理品来的。这方面南派名燥一时的独立批评家张柠主持的《文化中国》有精彩的研究，遗憾的是一个具有伟大潜力的文学批评家永远消失了。他的文化产业的批评显学接受了京城的权威招安，成了北师大的研究招牌，为主流市场服务了。他本身所要打破的文字迷宫反而将他吞食了。这是中国当下知识即权力的知识分写作共同的命运。中国后代们还能读到了什么书呢？诗人刘春搞了一个国庆60年最让人难忘的读本回忆征文。我想恐怕只有八十年代的读书人才有这种记忆了。而我最难忘的仍然是那几本非法的出版物。
诗歌读本大多都是以文本交换的形式，作为一种精神礼品，在诗人之间交换的多，能进入市场购买的是极少数。这好象成了一个诗歌出版的潜规则了，诗人们也一致默认了这种作法。但这并不说明诗人不谈诗集的成本投入，很多诗人是通过其他的图径来补贴的，比如作协诗人以此文本显示业绩，参与评奖评级，而非作协诗人则以此作为个人的实力，吸引商业活动的参与和赞助，还有的通过文本的选择交流形成诗歌江湖圈子利益群体，还有的是通过权力指定直接在下属中包销，等等，这是当下中国诗歌及其文本生存的处境真实。但诗人个体在自由市场叫卖自已的诗书，直接面向第一读者，若并不违当下之出版法又何偿不可呢？而且前面还有一些例子在先，如民间诗人曾德旷、陈傻子都这样做过了，只是发财的终是少数。这很正常，诗人个个都发了大财，那才叫不正常了。诗人个体去卖书，无法维持正常生存，也必须补以其他手段。陈傻子好象失踪于诗坛很久了。他在南宁做什么资本生意，是不是陷入那一帮资本传销的黑洞？广西在国庆前抓了不少人呀，我真替他老人家担心。一个多好的诗人！而曾德旷还在酒吧卖唱，挣点小钱补充给养。前不久，他又惹祸了，在华山诗会垃圾派双雄论剑上争论美女，被一另诗友打破了头。这是他独创“倒立金鸡裸体诵诗”（打破诗人先锋行为的世界记录）的杰作。这些诗歌先锋行为并不被现世的主流价值接纳，但是人人又沉沦在这种肉体透光的现实生活堕落之中。这是曾德旷的意义所在。诗人流浪比较让街头人群接受的，有一个叫北海的云南老诗人，他在广州街头卖诗，能维持自已的基本生活，还不时被人叫去做诗人嘉宾，传达诗歌文化。一个叫粥样的广州诗人，主动给他出了一万块钱出诗集。粥样有着孩童的笑容和真诚的心，广州有这样的诗歌童心，的确让人心生好感。这说明一座城市，对一个不同的老人自由独立生命意义的包容和审美，而不是主流文化所致。不过，这位年近七十的老人，是一位退体工会干部来的，主动放弃稳定的生活，骑单车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还写了不少的诗歌和文化散记。其中的艰难困苦自不必说了，生发了路上的种种传奇。其诗充满了阳刚之气，和大地上自由生命的神秘气息。有点惠特曼的味道了。他的行动魅力，深深感动了我。这不妨是一种老人独异的生活方式，以追寻属于自己的生活自由。这是他与这个国家发生的最伟大的关系，用身体和理性精神，感知这个民族的皇天厚土，它所赋予的生命的一切。显然，这种生活方式已与一般的活着无关了。但这样的老人的生命个案，个人的独特发现，在这个国家总是太少太少，因为太少才显得如此的弥足珍贵。
我看到更多的是那些被盲目驱使于主流生活，在国家的工具理性中，承受着卑微甚至卑贱的集体生活，即中国人民的概念，它被赋予了大多数人正义正确伟大永恒不变的存在，为这个庞大虚荣虚妄的"人民体"的贡献精神祭品，并成为中国诗歌永远敬畏和言说的主体。刘春的《卑微的咏叹》还在继续为这种命运立碑。这种立碑在铁的现实面前，无法让我抬起一个做人的头颅。一个国家不能容纳抬头做人，它还有让人存在的自豪感吗？比如我的父亲，他还在活着的无奈挣扎之中。这一方面来自物质的压迫，一方面也来自精神的奴役。我父亲与这个国家的关系，他是否有还有另一种属于自已的生活选择？已经不太可能了。今年清明节，我回家给他刚做了七十岁大寿，邀请了几个与新中国一起熬过来的父辈和亲戚们，当年也是十多岁的少年，如今个个都风蚀残年，离天远离土近了。我给他祝寿时，他只谈到余生的后事，想我再将老屋改成楼房，看到很多过去比我家穷的人，现在都盖起了楼房，只有我家还是旧瓦房，他说死不瞑目。然后，就是给他准备一付象样的寿棺，不要太便宜，但也不要太贵。虽说农村现在人人要推行火葬，县县都设了火化场，但农民还是要买了棺材，再把骨灰盒放到里面，抬到祖坟山上入土为安了。这等于要交双重的费用，如今成了拉动消费的一种强制手段，殡仪馆争着抢生意，活人给死人表演的节目，比过去的封建礼祭还要多多了。现在，我父亲学会了唯一的娱乐就是"买马"（香港民间赌彩）。为此，他乐此不彼，输了一些小钱，但对于一个没有经济来源的人，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有时，手头没有一些余钱了，他就心急，也会找叉子骂人。他的双腿经常性发麻，走路走不稳，上山下地做点农活也非常吃力了，医生说有风湿关节炎。给他的小钱有时只能治病就没有娱乐了。关于过去的苦难之说，他对集体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事情，很是不以为然，反对有些人想回到集体时代的想法，认为那是人民最苦的日子，当贫下中农的苦，当富农和地主的更苦。问他是否成心害过人，父亲坦然说没有做过任何害人的事情。他做过生产队的队长、会计和保管员，有时，顺手牵羊，最多给我们弄点花生米之类的回来逗我们乐。
父亲在集体的年代，虽然物质也很贫乏，但精神上还是挺牛气，说是穷快活来的，物质上的绝对贫困，客观上导致了人人平等的心态。他的成份特好，是当家作主人的身份，没有现在这么沮丧，经常抬不起头来做人。因为家中没有任何别的经济来源，只有靠种田过日子，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开支，实在捉襟见肘。我的两个小兄弟，初中毕业就被迫辍学了。父亲也想过做点小生意，把我祖父的小货郎担挑起来，但他一直没有这种勇气。他不喜欢与人家谈"头毛换针"和收破烂之类的话。他羞于经商。这些在当年是祖父的拿手好戏。祖父天生就是个做商人的料，是个自由好动的分子。他小时候给王平将军送过饭，那时王平是大地主出生，在一家高级私熟读书。祖父当过红军，闹过革命，打过国民党军队，在前线负过伤，后来逃脱张国寿的部队，一路担过小贩，赌博欠账，坐水牢，土改时做过乡长，又得罪了上面派下来的指导干部，从此，他革命的所有荣辱与共被组织免除了。我的三祖父死于长征过草地途中，祖父为此前后奔波了好多年，才找到他在纪念碑上的名字。当他迎来改革开放可放心大胆做生意的时候，却已经老了。六十岁时，祖父还在街头摆摊，为我挣学费。他死的时候，全村人为他送行。他为村里人做的好事，件件历历在目，祖父是革命者，但没有享受革命成功后的荣耀。新中国已将他彻底遗忘了。
我父亲就没有这种自由创造的经历，等他直面现实想改变农民角色身份的时候，祖父死了，没有人教他的生意经了，谁还敢鼓励他起来革命自由闯天下呢？只有祖父，祖父的革命气质影响了我。他对我说过，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穷人跟着共产党！无往而不胜。有一次大年三十晚上，应是七八年的时候，我们村的地主冯特卿大伯，从山上挑了一担柴来卖，祖父立即叫我父亲过去帮他挑，那时还没有摘地主帽子。我祖父对我说，这位先生是读书人，知道孔夫子的道理，以后让他教你。祖父给他拾块的柴钱（大钱），但特卿先生不敢接。我祖父说，"不要怕，你是凭劳动生活，和我们是一样的人，而且知书达理，难得教育我们后代啊！！当时，我父亲非常的后怕，因为这是政治问题，要坐牢的。这是我祖父给我介绍的第一位传统文化老师。后来，特卿先生直接引导我走入了古文学的阅读世界。但我父亲就只能是一个纯粹的农民了。而且是一个意识形态教育强制下生活无忧的农民，可以想象在一个商业革命猖狂的年代，一个纯粹的农民其内心生活的窘迫了。我能理解父亲这些年来的挣扎和不安。他感到了严重的失落感。一个时代将他抛弃了的感受，时时地折磨着他的选择，当他想选择的时候，却又已经老了。只能将希望寄予后代们的努力。但我们又能给他什么呢？新中国六十大寿时了，父亲已经七十岁，而我也是快奔五十的人了。我是革命的后代，而有迹象表明，我也有被这个时代所抛弃了感受，而且越来越强烈，越来越不入流了。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它没有给我带来内心对事物的新鲜和自由感，仿佛一切还是重复着过去的父辈们的生活。他们留给我们的就只有这些了吗？而我们创造的新生活又在哪里？过去是精神革命，现在是物质革命，虽然形式不同，但其性质一样，都是革命。物质革命的暴力被商品异化了。商品异化是物质革命的法宝。它掩饰了内心的暴力性。我的父亲因为不能将自已的劳动变成商品而感到尊严的尽失。现在，我仍然公认我也是一个农民。不得不承认这些符号，在精神上的优越，在物质上的贫困。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得民心者得天下！至今掌权力者还在强调这种正义的伟大性合法性。在即将上演的万人阅兵仪式及其相关的庆祝中，各地政府正在粉墨登场，表现新中国的伟大繁荣和进步，人民安居乐业，国泰民安！在《建国大业》第一大片中，所有当下当红的明星纷纷响应，扮演开国大典的英雄、领袖、伟人、烈士，当年那些被骂为"共匪""赤匪""白匪""黑匪""公敌""汉奸""国贼"的街头混子，江湖草莽，文化掮客，摇身一变，就成了后代们的成功偶像了。当一个汉奸明星也是不赖的，星爷越洋打电话给中影集团的老总，强烈要求演一个汉奸小角色，他都感到中华民族的自豪了。陈凯歌信誓旦旦地说，他演冯玉祥是清白的合格的，是新中国最清白的国家公民，只持有美国录卡而没有美国国籍。但这一切表演与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我爱我的祖国，就象爱我的父母和我的自身一样。我们本身是个什么样子，我的祖国就是个什么样子。我的父母亲还在乡下，他们苟且偷安和苟延残喘地活着，他们是国家的公民，却被指定为是弱势群体，是国家政权施舍的对象，同情的对象和怜悯的对象。他们享受不到国家福利的权利。虽然，有时也有一点点扶贫款，但那是被政府指定为对人民的大爱，对人民的关怀，对人民的指引，农民必须感恩戴德，下跪伏恩。就是这一小点点的扶贫款，有时还被占用挪用其他的国家机关建设，有的县政府广场比白宫广场还牛气。我的父母亲现在唯一的期盼，就是在家中等死了，盼望上帝的天堂。他们认为这是天道，活着是为后人带来负担，他们感到不安。
我母亲今年大病一场，差点死去。我带她到一个乡村个人诊所医治，那里除了打吊针还是吊针，一切都是西医治疗方式，传统中医在乡下消失，中草药都被作为保健品原料，成批批地被外资药厂（日本）收购。母亲的双脚都被打麻木了，但在乡村认为，打吊针是最好的治疗了。那个医生是个中专毕业生，在家开诊所好多年了，而且还盖起四层楼的洋房。他的服务态度和看病质量还很有口碑。他们把这诊所当作自已的当家生意来经营，与以往的赤脚医生不同。乡村医生竞争也很激烈。市场化改变了乡土公共医疗的局面。一些公共医院正在死去。农民治病环境越来越差，一些过时的药品仪器集中到了农村，县城的人民医院成了本地的贵族医院。母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但最终还是没有上大医院，不是不上，而是没钱上啊！无可奈何，无计可施，没有任何公共组织，能解决农民个人看病的门坎：无钱没进来。穷人去贷款看病，更是摸不着门，只有基督徒组织派人过来看我母亲。他们在病床上边给母亲做祷告，唱赞美诗，我在门外听那歌声催人泪下。但母亲面容微笑，感恩上苍。现在，农民有病只能小钱小治，大钱细治，死了拉倒。想到刚刚被判刑的四川张氏两兄弟，在广州市街头持刀劫钱救母案，我心中有说不出的一股无名孤愤，但这孤愤又夹杂着一种文化血统的悲凉。这里面的直觉又包含着理性意志的成份，并被民间正义所激爽。当理性精神不能救赎生命之时，非理性的直觉承担了一种民间的勇气。这种勇气常常是中国精神矫枉过正的动力之源。《非非》主义诗人蒋蓝写过一文章《复仇乃春秋之大义》，剖析中国文化精神的承继性。他的分析揭示了中国文化正义暴力抵抗的合理性。如果这是这个国家和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我们就不难理解新中国，最终是以中国人的血海深仇之战而建立起来的。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华盛顿首先提出费除蓄奴的法案，解放全体国民的自由身份，在法理上建立了共和平等和博爱的国家文化秩序，而在中国解放战争之后，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并没有诉诸共和的理念，而是实施了无产阶级民主专政的法案，将大批中国人划成了无产阶级，成为被驱使的集权力量，去镇压和剥夺一小部分人的自由。但这只能是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而不是新生的国家。为文化大革命的荒诞人性革命埋下了伏笔。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多数人正确的民主，不是最好的民主。高度统一的民族意志，不是民族最好的意志。这是我为什么在一部诗歌评论集中，多次提到民主和自由的诗意融通和审美问题。诗人必须作为时代的公民，为自由社会贡献智慧的生命经典。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一文中说：“中国传统是一面镜子，外国文化是一面镜子，还有更大的一面镜子，那就是沉默的大数。在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个，就是我自已。这话是很卑鄙，很自私，但也很诚实”。王小波一直提倡诚实的写作和科学的思维，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和幸福的自由人，不是做一群家奴和家猪。首先，还在于他贡献了个体自由独立的话语实践。他是一个现代中国公民，在自由理性言说上的典范。可惜他死得太早了。在中国，最有先锋创新意识和智慧的人总是早死，而保守、贱民和愚蠢（专权也是一种）却总是活得漫长。虽然，我父母亲是活在沉默的大多数人，但他们却与这个庞大的人民国体有关，他们承但了一种被权力管理的义务和责任，但却没有享受这种权利和义务的相应的生活。他们的选票，他们的选择，他们的自由，他们的话语权，是被永远处于无效的状态。中国乡土后代生活，这样的历史继续还在上演之中。而我母亲又活过来了，但不是人民医院救了她，她说是上帝还要她活着，自已的罪还没有赎完，现在还是上不了天堂。我母亲与父亲有不同的地方，她还有一个精神信仰。你不能说她是自欺欺人的，她内心忠于上帝胜过一切。因此，我常从她的生命意志里，又感受到天堂真的存在，人类末日真会有哪一天。因为，唯一有上帝给死人给盼望。虽然这是不太科学的臆测，但我除了相信这种选择之外，还有什么可以验证母亲的活着？是伟大的国家繁荣还是智慧的民族复兴？是向美国实施强国的人道救市还是四万个亿都投入了民企？这些我父母亲一概不知，也无权问知，没有人向他复说和请示，但却收他们的地基税（前年才免农业税）。他们并没有向政府索要什么特别的权利。但父母亲把政府比作父母官供养，但只是把我当作他们的后续。父亲说"父随子贵，妻随夫贵"，但我们一样也没有给他们实现，即使实现了那又是一种什样的富贵？当官发财在现代文明国家里始终是不义的。我们不孝、我们无能、我们无耻。因此，耻辱是我的一种生活底色来的。耻辱，是我想对这个这个民族和国家无法说清的一种情怀，一种内心的隐忍和疼痛，一种永远挥不去的精神乡愁。
黑暗、耻辱和不公正，无法找到光明的出口，就只能从地底下的暗流里喷出，它的力量将是撕毁一切的东西。但沉默的大多数并没有醒来，醒来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已，是北村的那个《愤怒》的村长，是余华的那个光头的《兄弟》，是马加嚼和陈水扁，是佘祥林和高勤荣，是孙志刚和黄庆南，是郑小琼和伊沙，是时代的《扎根》和兽性的《狼腾图》，是张艺谋的《图兰朵》和冯小刚的《集结号》，是莫言《檀香形》和铁凝《大浴女》，是神舟七号与杨立伟的一挥手，是杨振宁老人带着他的娇妻在东莞讲科学的发展观搞活经济。当然，还有姚明的憨笑和刘祥的感恩，徐静蕾的小狗得到了最人道的爱，马未都的尿壶又直升上A股了，等等。这些个国家经济文化复兴的符号，正和阅兵式大典一起走向灿烂的星空之夜。这是当下世界上最庞大的国家官僚队伍和执政党的幸福狂欢啊！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少数，是国家的精英人才和强大的象征。而且没有理由不让他们个个开怀乐翻天。因为，他们是代表中国强大，他们名正言顺是无产阶级的主人。广州市政府公布，今年的广州国庆烟花投放，将是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次，是从来没有过的一次。广州的国庆之夜，星光灿烂，群情激昂。我听了也是热血沸腾充满期待，因为，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一次啊！谁不想对历史初夜权跃跃欲试？但是，这与我的那些被称为国家主人的乡下父母有何关系呢？与那些还在狱中的中国人有何联系呢？与那些打着中国人的旗号，却正在国外参加投票选举国会议员的人又有何联系呢？与那死去多年的我革命的祖父的灵魂有何联系呢？与我的当下的生存之困境又有何联系呢？与我要吃力不讨好出这本自由的奴隶，却又愁没有人买有何联系呢？与伟大的汉语诗人北岛的世界诗歌又有何联系呢？
江主席宣布香港回归时，我没有流泪，胡主席上台时，我没有流泪，温总理上汶川，给孩子们讲"多难兴帮"，让五星红旗下半旗时，我没有流泪，马哥获胜选向世界宣布上台执政时，我没有流泪，巴老和季老仙逝时，我没有流泪，阿扁和平陈绍基入狱时，我没有流泪------但是，奥巴马上台时，我却泪流满面，索尔仁尼琴国葬，我泪如雨下，杰克逊死亡时，我哽咽不已，卢武弦跳岩了，我泪洒长夜。可我是一个中国人呀！我身上流着中国人的血液。也许，人的血液并没有贵贱之分，区分这一切的只是文化和精神，但我的身上流着中国文化的血液啊！我无法解释清楚这种情感的变异和升华。但是，有一种自由生命的东西，却是如此强烈地撞击了我的灵魂。一种博大的理性意志之美，和极具行动性的透明的人性的光亮，扫荡了我的中国文化沉迷于混沌的黑暗。是啊！还有什么力量让一个黑人和奴隶的后代，不是用暴力而是用理性的爱的平等意志和智慧，博得了生命最高的权利之尊？还有什么力量让一个国家元首为了向人民谢罪，而默默地独自走上高高的悬崖？还有什么伟大的艺术让一个流亡六十年的诗人作家，回到他的故乡时还要喊出伟大的俄罗斯？在我的祖国，中国，这些感动天地，惊泣鬼神的自由生命，已经离我们久远久远了。我们的生命已被双重的革命，革去了所有的尊严和美。我们以前也曾有个这样的时刻。我们在历史书上读过这些伟大独立自由生命的个体。但是，太多的却是沉入中庸无度苟活的奴才们的尖叫和野兽人的孤喊。我们的悲剧常常让我们无地自容，我们的喜剧常常让我们哭笑不得，我们的智慧常常让我们自打嘴巴，我们的自由常常让我们陷入地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一个不可思议的东方民族！
但我始终期盼和相信它会醒来，它的直觉的力量，总是在我迷茫的时候告诉我。我对父亲说，我正在出版一本书，书名叫《自由的奴隶》。父亲说，“自由好，奴隶不好，现在是自由社会，还做什么奴隶？自由是个好东西，这是比毛泽东时代好的地方，有了自由，什么都可制造出来”。这是一个中国农民直觉的经验，是他对这个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唯一认同的一个进步的地方了。当然，他也感叹自由中有乱象，乱象中有邪恶力量生长。但父亲说出了人性中的普遍真实。一切灵性生命，假自由以存在，爱自由而美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亦是如此。此所谓自由引导人民，一切理性和法律都是自由之下的产物。国家对人的自由的限制，必须是人自由的本身而不是其他。中国有圣贤说过：“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花甲转”。新中国已走过了六十年，正如一个人走过了六十年，而一个人有几个六十年呢？时间是如此的急迫，生命瞬间即逝，历史独在徘徊，国家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新的转折点。中国领导人是否已知天命了呢？传统集权的精英们如何转型呢？国民新时代的命运如何承建？大国崛起与小民戚戚，这不是现代人性的生活。国民应当有更高于政治权力的自由信仰。而诗人是听其言，观其行，呼其声。“大国小民”什么时候变成了“大民小国”了，则是真正的强国之道到来了。那么，自由的奴隶们的叫卖也会消失，黑夜里的光荣，会在此刻提前照亮，诗人幸福自由地离去和死去。但是，诗歌依然存在，自由永恒不变，祖国因自由而美名。
2009-9-8于农夫私享家
大国崛起与小民戚戚
